“五一”前(qian)夕，隨(sui)著中(zhong)石(shi)油總經理(li)廖(liao)永遠和中(zhong)石(shi)化總經理(li)王(wang)天普相(xiang)繼(ji)落(luo)馬(ma)，以及(ji)緊隨(sui)其后的(de)三大國家石(shi)油公司同(tong)時(shi)換帥，觀察人士普遍認為，石(shi)油領域的(de)反腐風暴和人事震(zhen)蕩已(yi)經告一段(duan)落(luo)，接下來，改革積弊已(yi)久的(de)石(shi)油體制(zhi)，打造符(fu)合(he)十八屆三中(zhong)全會(hui)定位的(de)國家石(shi)油公司，應(ying)當盡快(kuai)進入(ru)工(gong)作日程(cheng)。

中石油、中石化、中海油這三大國家石油公司，在中國央企序列中向來地位特殊，特別是有“共和國長子”之稱的中石油，堪稱官員晉升的快速通道。但同時，石油行業也是中國壟斷程度最高的行業之一，從勘探開采到煉油、銷售，再到進出口貿易、產品定價，無不在政府部門的牢牢管制之下，也因此成為塌方式腐敗的淵藪。

自十八屆三中全會《決定》中提出“以管資產向管資本為主轉變”的國資改革方向后，石油領域的國資改革在方向和理念方面始終存在著巨大分歧，遠未形成基本共識。

一個極端的主張，是效仿跨國石油公司（IOC）模式，將三大石油公司全盤私有化甚至拆分；溫和思路則是學習西方國家石油公司（NOC），繼續擴大國企在石油行業的覆蓋領域和控制力度；最近的傳言則是石油央企之間又在醞釀新一輪的合并。

但上述主張目前都不明朗，業界人士分析認為，不論哪種改革方案，要想被高層采納，前提都是不能削弱、且要加強國家石油公司對國家能源安全的保障力度。

未來的改革，前路多歧。越來越多業界人士主張：除了完成政企分開，讓石油央企回歸“企業本質”，國家石油公司并沒有別的道路可走。

關鍵不是混改而是打破壟斷

在2015年全國“兩會”上，傅成玉曾表示：“我們現在是頭大象，如果不改革很快就成恐龍了。” 這一危機意識，也的確體現在傅掌舵中石化后的一系列改革上。

十八屆三中全會落幕不久，2014年初，中石化率先掀起石油央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，在對中國石化（600028.SH）油品銷售業務板塊現有資產、負債進行審計評估的基礎上進行重組。一時間，無論資本市場還是實體企業，都重燃改革希望。

2014年9月12日，中石化銷售公司與海爾、匯源、中國人壽等25家境內外投資者簽署了《關于中國石化銷售有限公司之增資協議》，由全體投資者認購銷售公司29.99％的股權，并于12月獲得國家發改委和商務部批復。2015年3月，25家投資者向銷售公司繳納了共計1050.44億元的增資價款。

中石油集團也于2014年確定了吉林、大港兩個局級單位油田做改革試點，分別拿出兩個油田35％的股權，吸引民營資本參與。2015年元旦，中國石油（601857.SH）新疆銷售分公司正式改名為中石油新疆銷售有限公司，企業性質隨之從央企駐疆分公司改為自治區國資委監管的國企。

外界普遍認為，兩大石油公司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措施并不徹底，未能先在市場層面打破石油行業壟斷，因此難有獨立市場主體誕生。

中石化的混改措施，主要集中于下游銷售公司，至今未延伸到上游勘探開采領域，無法觸動石油行業的壟斷核心；而中石油雖拿出了兩油田做改革，但均屬于產量銳減的老舊油田，市場質疑其沒有改革誠意。

石油領域改革的停滯與反復，既非偶然也并不鮮見。歷史上，壟斷之門曾有過數次開合，企業股權也實行過多元化。前有入世承諾和“非公經濟36條”，后有三大公司的上市和融入資本市場。但無論風云如何變幻，石油領域各環節的壟斷仍堅如磐石，令人不得不感嘆改革之難。

多數業界共識是，推動石油央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關鍵，是破除壟斷，引入獨立的市場主體，并使產權自由流轉；同時真正建立現代企業制度，完善公司治理。

業界權威人士提醒，這都需要來自國家層面的、自上而下的頂層設計。

在提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同時，十八屆三中全會還提出了“以管資本為主”的國資改革方向。后者主要從出資人國資委角度提出，前者則是站在央企角度提出。

然而，混合所有制改革至今，除了使石油公司成功吸收了部分社會資金外，并未成功實現公司治理層面的目標：讓民營企業和社會資本影響公司經營決策和管理，以提高公司運營和投資的效率。

國資委企業改革局前副局長周放生告訴《財經》記者，企業實行混合所有制后，國資委作為大股東持有一部分股權，從而實現“管資本”。由此，國資委和國有企業的關系發生了本質變化。“以前管企業的時候，國資委和企業是上下級關系。管資本后，就應當是股東和被出資企業的關系，不再有上下級關系，而是民商法基礎上依法出資、依法行使股東權利的平等關系。”

對于以“管資本為主”的國資改革思路，有石油央企的管理層指出，其與央企領導人的“從政邏輯”存在本質沖突--這不是在央企內部甚至國資委內部所能解決的問題。

中海油早在衛留成時代，就提出要做“資本管理公司”，但沒能走下去。中海油內部人士告訴《財經》記者，其原因并非由于主管單位反對，而是在于資本管理公司的模式與央企的行政邏輯存在本質沖突。

央企負責人在競選全國人大代表、中央委員等榮譽職務時，所憑借的主要政績就是企業規模。轉型為資本管理公司，無疑會“把自己改小”，從而喪失建立在企業規模上的話語權，這無異于“自毀長城”。

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一位不愿具名的國資改革專家對《財經》記者表示，他在中央剛開始提出“管資本”議題時，認為這是對實體經濟影響最小，改革阻力也最小的一件事。“出乎意料的是，這竟成為最困難的事情”。這已不是某個企業層面的改革，而是政府層面的改革，其涉及到政府層面管理理念，以及各個政府部門權力和利益的再分配。

“從理念上來說，很多政府部門仍然認為管企業比較實惠，所以一提出管資本，那些部門既想管資本，也想管企業，還想管企業的高管，但這樣肯定不行。”該專家稱。

沒有可以照搬的國際經驗

除了自身的探索，中國國家石油公司也很重視向國外國家石油公司借鑒經驗，比如以挪威國家石油公司(OSE:STL, NYSE:STO，下稱挪油)為代表的NOC發展模式。原因在于，挪油是嫁接了西方跨國公司（IOC）理念的國家石油公司，這一點與中國國情更契合。因此，中國石油領域在改革開放與對外合作的早期均以挪油為師。

挪油憑借挪威豐富的近海石油資源，且進行完全的市場化運作，熟悉國際石油市場的游戲規則，從而成為全球最成功的NOC之一。挪油自身的公司治理模式，以及挪威政府對挪油的管控模式，也長期為中國石油公司關注和研究。

挪油中國區前總裁謝偉德（Vidar Skjaeveland）向《財經》記者介紹稱，挪威政府對挪油持股67％，但挪威政府除了這三分之二的經濟利益外，從不干預挪油的日常運作，不批項目，不任命公司高管，甚至連董事也不派。這樣做的目的，是將挪油的企業運營與挪威國內的政治完全分開。

在外聘獨立董事和員工代表組成的董事會指導下，挪油實行以企業執行委員會（Corporate Executive Committee）為最高權力機構的決策機制，為包括政府大股東在內的所有股東創造同等價值。

“中挪公司治理的差別，實際就是體制差別，挪威石油能源部通過股權控制挪油，但是具體事物則是委托公司董事會進行管理，而不是政府直接下達行政命令來管理。”挪威石油商會（INTSOK）中國區資深顧問郭建稱。

事實上，這就是從“管資產”到“管資本”。

一些業內人士認為，挪油盡管可以成為中國石油公司的好老師，但不會成為中國石油公司的未來模式，原因是中挪國情差異巨大。

挪油利潤豐厚并非完全依靠其市場化運作，更重要原因在于挪威是資源國，在近海有著豐富的油氣資源，且絕大部分對外出口。挪威本國的能源供應，則主要依靠水電，挪油沒有中國石油公司“保供給”的壓力。

平安證券能源資源前首席分析師康磊感嘆，“挪威這種資源稟賦是老天給的，中國國家石油公司學不起。”

三大石油公司也意識到了自身作為進口國NOC與資源國NOC的不同。程偉稱，挪威、墨西哥、俄羅斯作為石油輸出國，其NOC的石油收入和國家財政高度相關。而當前的中國和IOC是一樣的，都要用全球油氣資源來保障國家的能源安全。從資源稟賦來看，中國就不應采用NOC模式。“全球哪個國家石油對外依存度都超過一半了，還說自己是NOC的？”

另一個被國內關注的NOC,是作為后起之秀的巴西國家石油公司(Petrobras，NYSE:PBR)，但其也陷入了與中國國家石油公司同樣的腐敗漩渦。

Petrobras與中國三大石油公司一樣政企合一，巴西聯邦政府有關部門與機構共持有公司51％以上的股權，政府和官員牢牢掌控公司的運營和人事任免，直接指派董事長、總經理等高管。Petrobras不僅參與石油政策的制定、執行，還統管巴西的石油勘探、開發、生產及運輸。

兩個月前，Petrobras的CEO瑪麗亞·格拉卡斯·福斯特(Maria das Gra as Foster)及另外五名主管因集體腐敗丑聞而辭職。這場丑聞，或牽扯到巴西總統迪爾瑪·羅塞夫(Dilma Rousseff)。

Petrobras中國區一位高管向《財經》記者表示，公司的高層腐敗完全出乎意料，令人難以接受。“如果你在一年前問我，我會覺得我們公司非常好，各項監管完善得甚至失去了靈活性，基層員工也以國企一員來要求自己，但沒想到公司的腐敗其實是從上層開始的。”

程偉指出，中國石油對外依存度逐漸升高，三大國家石油公司海外油氣資產收購的規模和頻率逐漸加大，但其技術和市場競爭力還不能與全球頂尖的IOC競爭，研究者提出應更多借鑒IOC發展模式，先將自身打造為國際化的國家石油公司(INOC)，最后走IOC的發展道路。

就混合所有制改革而言，法國道達爾（Total）的公司治理模式更應受到關注。

法國在西方成熟市場經濟國家中較為特殊，實行的是混合型市場經濟體制，多數法國國有企業是國有資本和私人資本相互融合的混合公司。道達爾最初也是在法國政府指導下建立，起初被命名為“法國石油公司”。在隨后的發展中，道達爾成功實現了國有股減持，直至完全退出。

道達爾CEO潘彥磊（Patrick Pouyanne)對《財經》記者表示，道達爾是一家自由的公眾公司，法國政府目前在道達爾沒有任何股份。無論在歐洲還是法國，石油和天然氣供應是由市場保障的，法國政府相信市場。

市場可以有效地提供所有油氣產品--在歐洲，這是各國共同認同的市場法則。法國政府并不支持道達爾實行壟斷。潘彥磊指出，法國有反壟斷法律，并有特殊機構來確保這些反壟斷法規得到遵守。

但道達爾從未脫離法國政府的控制，因為其掌握著核心的人事權。道達爾公司章程明確規定，為保證關鍵行業的國家戰略，董事會15名成員必須全部為法國籍人士。因此，道達爾又被視為是INOC。

即便以道爾達的INOC模式為發展方向，中國也有巨大差距。

以石油部委起家的中國國家石油公司，與純粹在全球能源市場競爭中壯大的IOC和INOC在政企關系方面存在著巨大差異，這也導致兩者截然不同的發展路徑。

現在中國三大石油公司想搞的INOC模式，已凸顯出了上述問題--對外并購時自稱IOC；對內和政府索要補貼時，又變回NOC。

中海油能源經濟研究院首席研究員陳衛東說，“如果說自己是NOC，那大部分利潤應該上繳國家財政，但中國NOC們卻在動輒要求國家財政補貼。其理由是國內油氣市場沒開放，要補貼理所當然。”

除了政企分開別無他途

石油領域眾關注國資改革的專家多數認為，中國石油公司的情況與世界哪個國家都不同，沒有可完全照搬的案例。

一位在中石油工作30多年的管理層人士向《財經》記者表示，該以誰為榜樣的確是個難題。但從本質上說，所有石油公司首先都是企業，企業的日常運營管理和投資，都應遵循市場原則和商業邏輯。

但石油央企已成為一種政商合一的混合體，既可以對政府的產業政策實施重大影響，又具有企業的許多屬性，在現實運行中，往往可以將市場利益與政府利益“通吃”。

越來越多業內專家認為，根本的解決辦法，仍然是政企分開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黨組書記、副主任陳清泰認為，國家應從擁有石油公司，轉變為擁有企業的股權，并且委托專業運營機構來持有和運作。

這樣,就隔離了政府和石油公司的直接產權關系，從體制上為政企分開奠定了基礎。石油公司因此實現了“有股東而沒有婆婆”，政府則可以站在超脫立場上公正處理問題。

“這對企業和政府都是一次解放。”陳清泰說。

周放生(sheng)認(ren)為，石油行業改革的順(shun)序(xu)應(ying)當是先(xian)下游(you)后上(shang)游(you)，先(xian)產(chan)權(quan)后市(shi)場，這(zhe)個順(shun)序(xu)不應(ying)顛倒，邏輯在(zai)于(yu)“先(xian)易后難”。上(shang)游(you)油氣資源放開難度很大(da)，肯定要(yao)經過主管部門的反復論證，最終能否放開，現在(zai)還難以定論。(轉自騰訊新聞)